過去 20 年，美國歷任總統不斷宣誓「讓製造業回歸」，從歐巴馬的「再工業化」、川普的貿易戰，到拜登的《晶片法案》，政策力道一輪強過一輪，但去年第四季數據顯示，美國製造業對 GDP 的貢獻僅剩 9.9%，較 2008 年金融危機時的 12% 大幅下滑。這場跨越黨派的「製造業復興運動」，最終淪為一場與現實脫節的理想主義實驗。
中國財經新媒體《智谷趨勢》報導，去年 4 月，拜登站在威斯康辛州怒斥富士康建廠是「騙局」。無獨有偶，距離此地千餘公里的俄亥俄州，拜登親自站台、英特爾砸下 200 億美元打造的「矽晶心臟地帶」晶圓廠，也在一年半後「爛尾」，因預算暴漲至 300 億美元，關鍵設備卡在官僚審批，工地僅剩寒風中的標語。
這兩起案例揭露美國製造業復興的核心矛盾：政策雄心與執行效率的斷層。《紐約時報》調查顯示，《晶片法案》通過兩年後，53 個半導體計畫僅半數開工，多數仍困於環評、用地協商等基礎環節。與中國「當年簽約、當年投產」的行政效率形成鮮明對比，美國的「綠色通道」早已被碎片化的官僚體系堵塞。
美國製造業的衰退並非始於近年。自 1979 年達到 1950 萬就業人口高峰後，製造業崗位持續流失，2000 年降至 1750 萬，2010 年跌破千萬。與此同時，製造業佔 GDP 比重從 1980 年代的 18% 一路下滑至 2024 年的 9.9%。
值得關注的是，這一趨勢早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(WTO) 前便已啟動。1980 年代，日資企業以效率與成本優勢衝擊美國市場，1990 年代自動化技術普及進一步壓縮勞動密集產業生存空間。資本與技術的全球化配置，使得製造業從美國本土向低成本地區遷移成為必然。
儘管政府砸下數千億美元補貼，美國製造業的私人固定資產投資佔比僅 17%，遠低於智慧財產權類投資的 31.3%，即使回流的也只是集中於半導體、電動車等高技術、低就業密度的「戰略產業」，像是特斯拉內華達州電池廠，關鍵礦產仍依賴中國，台積電亞利桑那廠因工程師短缺屢次延後投產。
Reshoring Initiative 數據顯示，這些「戰略產業」佔回流投資六成以上，但對就業拉動有限。更諷刺的是，這些產業本身依賴全球化供應鏈。
報導還指出，來自美國經濟結構制度性矛盾的更是造成製造業難回流的一大原因。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，美元地位要求美國必須維持貿易逆差以輸出流動性，這導致「特里芬悖論」，也就是製造業復興需縮小逆差，但美元霸權又仰賴逆差擴大。
去年，美元無風險利率攀升至 4.5%~5%，而製造業巨頭的投資回報卻難以匹配。英特爾淨虧損 187 億美元，淨利率 - 35.3%，特斯拉淨利率僅 5.3%，與存款利率持平，波音連 3 年虧損。
當資本能輕鬆獲取 5% 無風險收益，誰願意承受製造業的重資產、長週期與地緣風險。
此外，美國製造業還面臨人才與產業生態的斷層。威斯康辛州富士康項目招不到熟練工人，最終考慮從中國引進員工，英特爾晶圓廠需從海外調派技術人員，本土具備半導體製造經驗的工程師屈指可數。
與此同時，產業鏈碎片化更讓「本地化生產」成為奢望。一台機械臂所需的精密零件，恐涉及十多個國家的供應商。
川普政府重返白宮後，雖讓馬斯克接掌政府效率部，試圖打破官僚惰性，但這僅觸及制度表面。美國製造業的困境根源在於整個「金融 - 產業」生態的系統性失衡。
報導最後說，製造業回流的失敗暴露了美國「金融霸權」與「實體經濟」的本質衝突。當美元鎖定「消費大於生產」的全球分工，當資本追逐短期收益遠勝長期投資，當產業政策遭遇官僚體系的「流程黑洞」，製造業復興便成為一場徒勞。這不是某位總統的執政失誤，而是「美國模式」的結構性宿命。
新聞來源 (不包括新聞圖片): 鉅亨網